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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有问于余曰：“诗何谓而作也？”余应之曰：“‘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；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’夫既有欲矣，则不能无思；既有思矣，则不能无言；既有言矣，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，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，而不能已焉。此诗之所以作也。”
曰：“然则其所以教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诗者，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。心之所感有邪正，故言之所形有是非。惟圣人在上，则其所感者无不正，而其言皆足以为教。其或感之之杂，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，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，而因有以劝惩之，是亦所以为教也。昔周盛时，上自郊庙朝廷，而下达于乡党闾巷，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。圣人固已协之声律，而用之乡人，用之邦国，以化天下。至于列国之诗，则天子巡狩，亦必陈而观之，以行黜陟之典。降自昭、穆而后，寖以陵夷，至于东迁，而遂废不讲矣。孔子生于其时，既不得位，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，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，去其重复，正其纷乱；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，恶之不足以为戒者，则亦刊而去之；以从简约，示久远，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，善者师之，而恶者改焉。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，而其教实被于万世，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。”
曰：“然则国风、雅、颂之体，其不同若是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闻之，凡诗之所闻风者，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。所谓男女相与咏歌，各言其情者也。虽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，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，故其发于言者，乐而不过于淫，哀而不及于伤，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。自《邶》而下，则其国之治乱不同，人之贤否亦异，其所感而发者，有邪正是非之不齐，而所谓先王之风者，于此焉变矣。若夫雅颂之篇，则皆成周之世，朝廷郊庙乐歌之词：其语和而庄，其义宽而密；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，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。至于雅之变者，亦皆一时贤人君子，闵时病俗之所为，而圣人取之。其忠厚恻怛之心，陈善闭邪之意，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。此《诗》之为经，所以人事浃于下，天道备于上，而无一理之不具也。”
曰：“然则其学之也，当奈何？”曰：“本之二《南》以求其端，参之列国以尽其变，正之于雅以大其规，和之于颂以要其止，此学诗之大旨也。于是乎章句以纲之，训诂以纪之，讽咏以昌之，涵濡以体之。察之情性隐约之间，审之言行枢机之始，则修身及家、平均天下之道，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。”
问者唯唯而退。余时方集《诗传》，固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。
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。
广汉张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，岁丰人和，幕府无事。顾常病其学门之外，即阻高墉，无以宣畅郁湮，导迎清旷。乃直其南凿门通道，以临白河，而取旁近废门旧额以榜之，且为楼观以表其上。
敬夫一日与客往而登焉，则大江重湖，萦纡渺弥；而西陵诸山，空濛晻霭，又皆隐见出没于云空烟水之外。敬夫于是顾而叹曰：“此亦曲江公所谓江陵郡城南楼者邪？昔公去相而守于此，其平居暇日，登临赋咏，盖皆翛然有出尘之想。至其伤时感事，寤叹隐忧，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。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。呜呼，悲夫！”乃书其扁曰“曲江之楼”，而以书来属予记之。
时予方守南康，疾病侵陵，求去不获。读敬夫之书，而知兹楼之胜，思得一与敬夫相从游于其上，瞻眺江山，览观形制，按楚汉以来成败兴亡之效，而考其所以然者；然后举酒相属，以咏张公之诗，而想见其人于千载之上，庶有以慰夙心者。顾乃千里相望，邈不可得，则又未尝不矫首西悲而喟然发叹也。抑尝思之：张公远矣，其一时之事，虽唐之治乱所以分者，顾亦何预于后之人？而读其书者，未尝不为之掩卷太息也。是则是非邪正之实，乃天理之固然，而人心之不可已者。是以虽旷百世而相感，使人忧悲愉佚勃然于胸中，恍若亲见其人而真闻其语者，是岂有古今彼此之间，而亦孰使之然哉？
《诗》曰：“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”登此楼者，于此亦可以反诸身，而自得之矣。
予于此楼，既未得往寓目焉，无以写其山川风景、朝暮四时之变，如范公之书岳阳，独次第敬夫本语，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。后有君子，得以览观焉。
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。